景观设计如何创新？

　　并非耸人听闻，现代景观设计正面临着被似是而非，大肆泛滥的空头理论扼杀的危险。真正既能从宏观上进行探索性研究，又能在微观上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已不多见，理论成为各种学术演讲的噱头和身份的标签，设计师热衷于提出唬人的概念，而不脚踏实地研究一些问题也是当今浮燥社会的一种普遍问题。“他们的概念往往是通俗而不深刻，当它们深刻的时候，却又不通俗”（鲁道夫•阿恩海姆）。他们的景观设计概念脱离了知觉，成为抽象的空气而不是用能感知的形象来表达。“有概念、没手法”已成为景观设计界的一种普遍公害。西方的一些景观设计形式语言被断头缺臂地移植到中华大地之上，“欧陆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白宫”加“故宫”的景观设计，常让人啼笑皆非。“从南到北，照搬模仿，少有各性鲜明，耐人寻味、境界高远意味深长的作品”（刘滨谊，2001）。“更令人发指的是，盲目抄袭和模仿的形式化设计几乎司空见惯，这些设计打着种种时髦的风格标牌而无视起码的对场所和功能的关怀，也亵渎着专业对艺术追求的渴望”（唐军，2004）。 

　　早在1979年，贝聿铭先生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就提醒国内设计师，在传统建筑形态里，除了大屋顶还有另一个应引起注意的，是墙和庭院，并在香山脚下设计了一座香山饭店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建筑中的墙和庭院以及墙上的开窗设计体现了新思路，但不久又出现了很多被称为“贝氏开窗”或“贝氏墙”的仿效之作，成为新的形式主义和符号。随着“清水混凝土诗人”安藤忠雄在“住吉的长屋”对清水混凝土这一独特的建筑语言的应用，国内的许多建筑也披上的清水混凝土的外衣。近几年，国外许多景观设计的作品以各种形式被介绍中国来，如彼得•沃克、玛莎•施瓦茨、佐佐木、哈格里夫斯、布雷•马克斯等等，于是，他们的景观设计手法又被生吞活剥地照搬照抄了。其实，我们要超越的不是大屋顶也不是清水混凝土，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太习惯于把我们看到的表面的东西作为事物的实质来接受了。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是个空前城市化的时代，每天在各个城市都在产生大量的人造景观，而古典园林的园林设计理论受到了现代城市发展需要的质疑和挑战。如何对现代景观形式语言的进行创新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属迫切的需要。这一问题研究和探索的滞后，已成为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呈现可怕的“千城一面”现象的原因之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暂且抛开建设方普遍存在的崇洋心理、暴发户心理、小农意识不谈，从专业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设计师自身原因方面追问，也至少存在以下原因： 

　　一方面，工业革命如同一个“潘多拉”魔盒，在释放出“天使”的同时，“邪恶之神”也同时降临人间。人类自从掌握改造自然的“利器”之后，原始的生态环境便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种自然灾害的警示之下，人类逐渐认识到生态的破坏,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于是，生态设计应运而生，生态设计以“理性”和“技术”为工具，景观设计中对生态的强调，漠视了与技术共生的，使生活饱满，从感性上体验自然和人生的韵味诗意的艺术，从而使艺术与技术处于分离状态。 

　　另一方面，在买方市场、经济压力的双重作用之下，景观设计师对形式的探究更趋向于一种更“经济”和“便捷”的拿来主义，普遍缺少对景观设计语言的深层探究。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景观设计，附庸了许多含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理念逻辑，从而以某种更为“成熟”和“平面化”的消解深度的姿态，投入到商业大潮的经济建设之中。在一种轻松的心境中，全面地建构起现代景观的表面繁荣。因此批判与整合的能力明显地衰退，景观设计出现了“失语”的现象，景观设计语言也变成了一种“病毒式的泛滥”。在新的景观理论创新的潮流中，理论研究出现了“概念大膨胀”，微观而具体的概念物化的形式问题似乎已成为普遍解决了的问题？在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设计教条框架中，形式的研究成为功能探究后顺便提及的“小儿科”。形式语言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一种表面化的“深层”模式上，从而未能同景观概念加以很好的粘接。 

　　再者，是长期以来的我国设计艺术教育，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化的素质教育和“审美娱情式” 的人生修养教育，这使我们在对艺术的认识上首先就将其置于一个纯艺术的位置。景观艺术的教育成为景观设计课程中的效果图表现技术训练，要么就成为阳春白雪似的高雅德行。在这种知识结构的支配下，景观设计与艺术的关系看似很近，实则相去甚远。艺术在景观设计中成为各理性逻辑之后的形式美化，以各种雕塑小品、壁画的形式成为标榜景观设计师艺术素养的点缀。似乎艺术创作思维和艺术并不能直接给我们多少更为有利的构思逻辑？这种理解下的艺术，也只是停留在扩大了外延的“传统纯艺术”，艺术的功能也只是审美娱乐。而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宝库的现代艺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被浪费和误读了，艺术的功能存在被弱化和表面化的现象。 

　　艺术以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演变到今天，它几乎深入到了人类心灵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并通过艺术家的实践，产生了大量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想和艺术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巨大潜能的思想宝库，它远比那些只是被用于单纯的绘画技法的训练为目的“艺术”要深刻得多。在后工业时代的现代设计中，设计成为“连接艺术世界和技术世界的边缘领域”（马可•第亚尼Marco Diani），设计活动是在追求“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蒙蒂尼Alessando Mendini）。艺术与技术两者之间的截然“边界”已悄然消失，双方在融合、共生、对话。可以说，在后工业时代，艺术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也必然会影响和渗透到相关的姊妹学科中去。艺术给科学提供了一个更方便和更有效交流思想的环境。 

　　现代艺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不应该成为最后的摆设和点缀，艺术对景观设计而言，也不只是一种形式语言借鉴的来源，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虽然沿用传统园林设计中的以艺术审美为指导的方XX，已不完全适合现代景观设计学发展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要同时把艺术打入“冷宫”。在当今遭遇民族身份危机和全国“千城一面”的情况下（俞孔坚），艺术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在景观设计的创新中应该发挥它应有的魅力。

　　众所周知，艺术的根本价值即在于创新，没有创新的艺术是没有价值，也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而景观界的“千城一面”现象和艺术界的相对丰富多彩形成了对比。许多景观设计师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并积极主动地将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运用到他们的景观设计中去，创作了许多意味深长的作品。但是，艺术与景观设计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概念和艺术语言与景观设计的融合并非一个简单相加的过程。艺术概念和艺术语言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大美术包含所有美术领域，它区别于传统的小美术观念。从深层次讲，大美术的内涵是一种美术文化的性质。美术不只是单纯的专业技能和技巧的一技之长，而是应涉及更为广泛的美术文化，是通过美术对人文精神的寻思和终极追求。长期以来，人们谈论起美术，就联想起国画、油画、雕塑这类纯艺术，甚至“画画、雕塑”成为美术的代名词，认为工艺美术等实用美术是低人一等的，是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所从事的。也把建筑、景观、室内设计等归纳为是游离于艺术范畴边缘的边缘美术。 

　　1987年，赵友萍在第一期《美术研究》上就提倡“建立大美术观念”，90年代后，大美术观念不经而传，无论是美术创作、美术教育、美术展览等美术活动，都在倡导大美术。在各大美术院校中，张道一教授、袁运甫教授等一贯坚持“大美术观念”。事实上，当今世界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结构日趋综合，美术发展也不例外，包括建筑、景观、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等现代设计艺术都必将置身于大美术之中，它们在大美术中相互借鉴、吸收、交叉、渗透、乃至重新组合。 

　　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他认为审美体验是对象的表现及其力的结构（外在世界），与人的神经系统中相同的力的结构（内在世界）的同型契和。而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艺术体验经过艺术构思，用艺术语言进行了艺术传达，观众通过艺术鉴赏等参与行为，就与艺术家产生艺术情感的共鸣。各艺术门类之间本来就存在“同构现象”。前人很早就研究了各艺术门类的同构现象，比如19世纪后期，以作曲家德彪西为代表的法国印象派音乐，就是在印象派绘画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德彪西竭力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朦胧的光影与色彩，甚至是颤动的空气。人们还把舞蹈和雕塑的关系形容为“雕塑是静止的舞蹈，舞蹈是活动的雕塑”；18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把建筑称作是“凝固的音乐”，把音乐称作是“流动的建筑”。 

　　20世纪，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布雷•马克斯，早在50年代就将绘画语言运用于景观设计中，他的设计风格受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在他的景观设计中，用大量的各种植物，形成大块的彩色画；美国的著名景观设计师彼特•沃克（Peter walker ）的作品也受到了极简主义艺术、大地艺术、光效应艺术的影响，他将在景观设计时对艺术的顿悟形容为：“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他努力把极简主义艺术应用于景观设计中去。 现代雕塑语言也影响着景观设计，亨利•摩尔的雕塑提供了景观设计对雕塑空间的另一种理解，雕塑不限定是被动静止被观赏物，人可以参与到雕塑中去，甚至成为雕塑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哈佛三子之一的丹•凯利，他设计的米勒庄园和亨利•摩尔雕公园采用网格的结构、水平视线设计、利用植物、铺地、景墙等造景元素营造了一个雕塑空间。

　　景观设计的目的在历史上曾历经多次变革，在传统园林的价值体系中，虽然也会考虑诸如合理的布局、适宜的尺度、交通功能等方面因素，但艺术审美是其价值的主要评价标准。“诗情画意”和“虽由人作，宛自天成”是传统园林的主要追求，因此，传统园林的价值体系是基于“艺术审美”的一元价值体系。 

　　现代主义的发展，使设计师开始关注景观的社会要素。奥姆斯特德在设计纽约中央公园时，首次提出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给公众创造身心再生的场所。“哈佛革命”又推进了景观的功能主义，哈佛三子埃克博（Garrett Eckbo）、罗斯(James Rose)、凯利（Dan Kily）分别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景观的社会功能性。埃克博出版了《为了生活的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他强调了景观设计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罗斯则信奉路易•沙利文的名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罗斯最重视的是空间的实用性，他说“我们不能生活在画中，因此作为一组画来设计的景观剥夺了我们使用活生生的生活领域的机会”。丹•凯利的设计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被誉为“点起了结构主义的明灯”，但他同样认为设计是生活本身的映射，对功能的追求才会产生真正艺术。哈佛革命之后，景观价值的社会性被提高到价值体系的顶端，现代景观设计学初期就确立了“美学、社会”的二元价值体系。 

　　20世纪70年代初，麦克哈格（McHarg）播下了生态学在景观设计中应用的种子，1969年他出版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不但把景观设计师推向了环境运动的主导地位，同时他创立的生态学途径“千层饼”模式使景观生态学的应用有了具体可操作的方式。1986年，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和万克尔•戈德罗恩（Michael Godron）合著了《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提出了一门介于一般生态学家的简化主义和准神秘主义的盖娅假说之间的分支学科，以“斑块”(Patch )—— 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模式作为分析工具,研究景观的三个特征：结构、功能、变化。之后，在麦克哈格，斯坦尼兹（Steinitz），福尔曼、摩尔根（Morgan）等人的推动下，生态功能逐步上升到现代景观价值体系中的另一个顶端。以3 R（Reduce、Reuse、 Recycle）为原则的再生设计（Regenerative Design）理论，把生态学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至此，现代景观建立了以社会、生态、美学的三价体系，并且也成为大多数院校的现代景观教学的价值体系。

　　事实上，当设计师从美学、社会、生态的三个主要领域的任何一个撤出时，他们面对的结果都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自己失去了创造综合而平衡的三价设计的机会。 

　　无论现代景观设计是出于何种目的开始的，审美需求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设计任务。研究审美受众的审美心理就会发现，“千城一面”现象不但使地域文化消失，而且也会引起审美疲劳。没有创新的景观设计会引起“似乎在哪见过”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永恒主题，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持久动力。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类出生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创新的行为”，创新原本是人的基本特征，但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和创新方法，仍需要或者说主要靠后天培养，要靠创新教育，并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创新思维是创新的关键。创新思维是一种新方式、新方向、新角度，用以处理某种事物的思维过程，它与一般思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思维的独特性、思维的灵活性、思维的敏感性、思维的多向性等。创新思维是多种思维的结晶，是多种思维协同的统一。所以创新思维常会给人们带来崭新的思考，崭新的观点，和意向不到的结果，从而使景观设计呈现多元化的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