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化趋势不可逆转,发展模式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的空间结构、用地形态等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观来阐释。规划引入生态观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划师需研究这一变化趋势,在理论上作好准备。
关键字:未来城市 城市规划 生态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的强烈蜕变时期,社会、经济领域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整。这种转化将对城市产生何种影响,城市规划师将如何应对,将是城市规划界前沿的课题。

1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科学模型
   城市规划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提出相应对策,因此有远见的规划师必然对未来城市发生兴趣,作出研究,以便不断调整规划理念,采取合适的规划措施。
   历史上,有不少的人都对城市的未来提出过设想,推动了城市理论的发展。如:大家熟知的,1898年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就是一个经典实例。也可以说他提出的城乡磁体(Town Country Magnet)是一种先驱性城市模式,奠定了近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基石。L.芒福德称赞为“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两项最伟大的发明,一项是飞机,它给人类装上翅膀,另一项就是田园城市,它为飞回地面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住所”[1]
   到今年,整整100年过去了,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早在1957年,正值美国工业鼎盛时期,约翰.奈斯比特却声称,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也有人称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根据是,在1956年这一年,美国的白领职业人数首次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因而“在这个新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约翰·奈斯比特1984)。这标志着自18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以蒸汽机、电的发明为动力,以钢铁、玻璃、超高层建筑为象征的工业时代正被一种新时代渐渐取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后工业时代。其特征是“传统工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不再占有主导作用,并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代之而起的是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在城市中的统治地位……。”(徐巨洲1996)。社会性质的转变需要人们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出判断。
   在工业社会的鼎盛时期,人们以为技术可以主导城市的发展。因此,60年代产生了阿基格拉姆小组(Archigram)的“步行城市”(Walking City)(见图l),70年代的可动建筑研究组( GEAM)又设想出“空间城市”,由于这些构想依赖工业技术,脱胎于建筑师,将城市简单视作放大的建筑单体,脱离社会、经济、环境,缺乏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综合考虑,从而也只能是少数人的畅想。现在,看上去,是受“工业文明”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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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阿基格拉姆小组设计的“步行城市”

  城市化的加剧发展,激化了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随着环境意识增强,有学者开始思索城市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如:P.索莱利( Paolo Soleri) 借助生态学原理,以植物生态形象模拟城市的规划结构,设想出“仿生城市”。日本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设想都市与自然的融和,在这个城市中心是高度集中城市机能的中心都市塔。四周是花园住宅。由于网络连接,工作可以在充分接触自然的家中进行。这些都是对城市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基于能量、资本和劳力的巨大输入的工业社会,过渡到以信息和发明作为关键资源的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毫不奇怪,应当出现新的科学的世界模型。(托夫勒1984)”。[2]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就是规划师如何理解后工业城市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规划的“新的科学的世界模型”?关于这点,许多规划界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可谓众说纷纭。
   为了清晰地勾勒规划思想观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对城市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全球型会议文件。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四大功能,对解决工业化初期城市发展的无序、环境恶劣问题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批评了“雅典宪章”的机械分区概念,提出“规划、建筑和设计,在今天,不应当将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同样重要的目标是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在解决了城市基本功能后,将城市发展同自然环境协调提高到规划基本目标的高度。1996年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Ⅱ)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城市化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成为全球型的奋斗纲领,可以说,三次会议对城市的理解,从“功能观”到“综合观”发展到“可持续发展观”,为规划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方向。可持续发展观具有较广的内涵,但从其本质来看,可持续观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树立生态意识。
   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的保护从本质上讲不应该是矛盾的双方。经济(economy)和生态(ecology)的起源均来自于同一词根“Oikos”或“Ecos”,古希腊文的意思是家、居所。经济是“nomos”意味对居住地点的重视,生态是“logos”意味对居所本身的研究。(Economy is the“nomos”or counting side of earth household,while“Logos” is the logic of earth household itself)( Sim Van der and Peter Calthorpe 1986)。经济和生态都与资源如何利用密切相关,在当今可持续发展中,这两个来源于同一个词根的内容应当重新统一。
   有人片面理解城市发展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经济,然而,事实证明,忽视生态平衡,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对生态问题十分重视。1997年末到1988年初,新闻单位大张旗鼓宣传的“零点行动”,即从1997年12月31日零点为限,淮河流域的工厂企业污水排放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否则停产。当初,沿河流域只考虑尽快发展经济、上项目,经济增长以牺牲淮河流域的生态平衡为代价,甚至危害到两岸人民的基本生存。这次行动关停了几百家工厂。四川一个新建塑胶企业,己投资12亿人民币,由于环保设备未达标,国家环保局勒令其停产,这是全国首家新建项目停产的例子[3]。今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江上游,乱伐树木,水土流失严重,洪害对我国确保今年经济增长8%增加了压力。这一切说明,忽视生态的发展现,最终尝到了苦果,并付出沉重的代价。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式正遭到冲击,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式正在痛苦孕育中。
   可以说,在城市发展中如何贯彻生态观的思想,已成为规划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2生态观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
   以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对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协同论的始作者哈肯认为,现代城市是一个分成若干层次的大系统,处在第一层次的三大系统即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制约作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城市是一种耗散结构,它必须从外界获取物质和能量,又不断输出产品和废物,才能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从生态学观点来看,城市犹如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是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王如松1988)。
   因此,城市的生态观就是在城市理论探索、建设实践和立法措施等方面运用生态学的知识和原理,确立城市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将城市放在较大的区域中研究,以协调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良性共生关系,并在规划设计中自觉地引入生态决定因素(eco determinants)[4]。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景观特色进行分析处理,以满足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需求。
   城市的空间结构是城市诸功能要素之间的空间组合格局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随着对城市功能认识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在后工业时代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其用地规模也将相应减少。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强化了城市的商贸、金融、科技、信息流通功能,城市商贸、金融、办公等用地将适度扩展,但最重要的是城市游憩功能的用地需求将大幅上升。
   工业时代,由于聚集产生效益,人们丢弃家庭小作坊式生产转向社会化大生产。后工业时代,由于电脑、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又可以重新回到以家庭为单元的工作环境中,利用全球网络进行日常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厂不存在,只是转变为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其他人则从事设计、管理、信息处理等创造性的工作。由于休闲时间增加,收入增加、出行方便,导致旅游风行。这就要求城市提供多样化的游憩休闲场所,如:多样化的绿地、旅游风景区、度假区等,以满足人们接近自然的需要。以家庭为单元的就业结构,加之高度发达的信息网,将大大减少通常意义上的上、下班高峰时间交通量,以机动化为主的交流被电脑网络取代。城市用地结构和交通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人们有条件可以居住的更分散,更接近环境优美的地方,而不是聚集中心区或接近工作单位。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导的工业选址也要求环境宜人、空气清洁。因此城市能否提供多样化、更好的生态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力、发展潜力的主要因素。
   大城市将从集中趋向有控制的分散[5],摩天楼是工业时代聚集经济的产物,其地位将明显下降。未来的城市中心区将可能是大片经过设计的绿地,北京西单商业区的黄金地段,现正在拆除商场,改造成为一个绿化广场(城市规划,1998)。上海南京路人民公园至人民广场一带,也将迁移商场辟为绿地(中国市容报1997,12,7)。这些中心区用地性质的变化,成为中国城市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实例。
   城市的分散布局将带来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大区域来看,将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形态。因此,城市规划将不仅仅考虑城市所在的区域影响因素,而是将整个区域均作为城市规划的研究部分,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合而为一。“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素需要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农业区,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成部分”[6]。城乡融合的综合考虑,将提供实现了自然生态与人工创造相结合的可能。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己显示出这种综合体的端倪。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联合完成的“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中,针对上海、苏锡常和宁镇扬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生存空间高度集中,土地和水等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提出了区域的规划观。例如:张家港市的规划将城镇、村庄、永久农田、道路、水网作为一个综合体全面规划。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四种用地模式:都会区、市镇密集区、开敞区、生态敏感区。这些规划都不仅考虑可建设用地,也将非建设用地(永久农田、生态保护区等)的规划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规划观。“总之区域规划、城市规划、非城市地区土地利用规划等一元化,而不能两元化,更不是三元化。”(陈秉钊1998)
   城市规划师一旦将规划的生态观植入脑中,在城市布局中,认真研究和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特色并融入设计中,就会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性的城市。避免工业时代“千城一面”的弊病。 I.L.麦克哈格指出“城市是一个形式,它是由地质和生物演进而来的,它是自然演进和人的改造适应自然的综合产物……”。如果我们看一下代表工业时代的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的城市》( The City of Tomorrow)中设想的城市,就会明白,我们现在的许多城市正是这样建设的(见图2)。密集的高楼、立交桥这些人工改造几乎占据了全部,没有大师设想的大片绿地,原有的自然特色丝毫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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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勒.柯布西埃1922年构想的300万人城市

  然而,让我们回头看一看朗方( L’Enfant)规划的华盛顿市、格里芬(Griffin)规划的堪培拉,就会相信,人工结合自然后,如何创造出传世杰作。“著名的城市都具有显著的特点……常常是由于对场地的特征采取保护、开发和提高,而不是对场地的天赋特点加以抹杀和消除,才形成杰出的城市”(I.L.麦克哈格1992)。
   华盛顿市所在的弗拉茨滩地(the Flasts)基本是一处没有特色的平地,但朗方对华盛顿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向、方位、朝向等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滩地中有一处斜坡地,即(Jenkin's Hi11)。他便将最能体现华盛顿市性质的国会大厦放在这个斜坡的最高点,并用林荫大道直同向波托马克河(Potormac River),在另一个显著的地方,布置白宫,以此两点作放射轴线,引入远处的山景和高点,构成中心区。从而设计出功能合理、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城市空间。华盛顿市是一个人工创造物,但它对于自然状态不仅进行开发,而且对其特点进行了提高。“人造形式表现的创造性并没有消灭自然形成的形式”( I.L.麦克哈格1992)。

3规划的生态观需要培养
   虽然我们已将规划的生态观同城市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但在行动上和研究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在建设中,1994年,深圳市推平待建的裸露土地累计233.7平方公里,与城市建成区254.5平方公里相当,造成严重水土流失(谭维宁1996)。在研究中,如果说教育是基础,在环境生态领域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学科广泛研究课题时,我们培养规划人员的学校目前还没有专门开设有关城市生态理论的课程。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开设课程中就有涉及此方面的。如:“景观生态与城市发展”(代号11.305)、“明日的城市”(代号 11.335J)、“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11.396)[7]。前苏联的亚尼斯基(O. yanistky 1981)将生态城市的设计与实施分成三种知识层次和五种行为阶段(见图3),可以看出,认识首先是从文化 历史层次开始,然后逐渐落实到时 空层次的城市设计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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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生态城”的设计与实施矩阵

  本文从城市发展趋势上浅谈了规划引入生态观的必要性1,应该说,理论如何落实在城市规划具体操作上是一个关键。但是,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更不容易,只有观念的改变,才可能指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引自 L.芒福德为《明日的城市》1946年版所作的序言,题目为“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2]这是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高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浑浊到有序》(0rder out of chaos)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前言名称为“科学的变化”。
[3]以上两个实例见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在1997--1998年之交连续进行的专题报道。
[4]J.O.西蒙兹认为生态调查是规划的第一步,是一切开发的指导。由自然地理(自然的形式、力、变化过程);地形(地区的形式和特征);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约50余条子项构成生态决定因素。详见《大地景观 环境规划指南》一书。
[5]按一项联合国关于各种城市功能的土地需求的研究表明,城市用地大约285平方米/人,才可以满足在城市区域内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对照这个要求,我国大城市可谓是太拥挤了。经济条件的改善,对空间的需求必然加大。
[6]吴良镛.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城市规划》1996(l).
[7]毛其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开设课程一览表.城市规划汇刊.
[8]王如松.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9]约翰.奈斯比特著,梅艳译.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徐巨洲.后现代城市的趋向.城市规划,1996(5).
[11]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12]I.L.麦克哈格著,芮经纬译.设计结合自然.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13]房庆方等.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及其实施.城市规划,1997(1).
[14]陈秉钊.21世纪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1998(l).
[15]谭维宁.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城市规划汇刊,1996(5).
[16]Sim Van der Ryn and Peter Calthorpe.Sustainable Communities.SIERRA CLUB BOOKS,USA,1986.